1937年8月，在经历多次的谈判协商后，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合作，陕北一带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下辖三个师。当时部队的构成分别如下：
红四方面军第4军、第31军及陕北第29军、第30军、独立师所辖的4个团合编为八路军129师。
明明是以红二方面军为基干改编的，但最初到任的正副四名旅长，有三位都是出自红一方面军，为何会如此呢？
红二方面军的根源是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，早前一直独立发展，而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最初更像是中央苏区的“卫星部队”，主要奉中央苏区的命令作战。
这时两支部队正好是互补的，红二军团由于之前夏曦的疯狂肃反，干部少，战士多。而红六军团西征时基层损失很大，干部多，战士少。
他们拧成一股绳后，爆发出的力量以倍数增长，击退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，终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，后又与红四共同北上，完成三大主力会师。
而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氏在北上南下之争时，违背了中央的命令，还强迫带领一些原中央红军的部队南下，使军中有很大怨言。
因此，为了平衡红二、红四两大方面军的力量，同时也是照顾个人意愿，两部会师后，红四方面军就将麾下原先中央红军的一些部队划给了红二方面军。
从这条发展脉络可以看出，红二方面军能分成红二军团、红六军团、原中央红军部队三个“山头”。到改编之时，干部的任命能看出各自的比重。
原先的红二方面军正副指挥分别是贺龙、萧克，一个出自红二军团，一个出自红六军团，改编成120师出任正副师长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按照这个模式，政工代表就是红六军团的任弼时为正，红二军团的关向应为副。然而任弼时已在八路军总部任职，没有随120师出征，所以关向应就成政工首长（政训处主任）。
相对于两个军团来说，原中央红军部队是在长征将要结束时才加入的，所以军事、政治主官还是以两个军团为主。不过，再往下的参谋长周士第，就是原中央红军部队出身的了。
周士第南昌起义时职务很高，是11军25师师长，但1928年1月他就前往马来半岛治病，变相脱离了组织，直到1933年底才重回中央苏区归队并随红一方面军长征。
1936年12月，周士第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参谋长，以他的资历和能力，出任120师参谋长算是人尽其用。
主任前面说过是红二军团的关向应，副主任本来由原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担任很合适，不过王震已经去359旅当副旅长了，所以人选就改为原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。
358旅最初旅长定的是卢冬生，此人与陈赓是发小，参加过南昌起义。同年末从上海出发，护送贺龙、周逸群回到湘鄂西开辟根据地。
从资历上看，卢冬生出任358旅旅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然而他只是被中央任命，却未实际到职，进入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后，又被送往苏联学习。
为何他没去358旅呢？通常说法是，三大主力会师后，有人批评过红二方面军存在“军阀作风”，其中被批得最多的就是卢冬生。
而卢冬生也是个急性子，面对不实的指责据理力争，因此就被安排去学习。这里面纠葛很多，此后就是张宗逊在负责358旅了。
张宗逊身上的红一方面军烙印非常深，他参加过秋收起义，三湾改编后奉命带一个排去保护毛主席，成了主席的首任卫士长。
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一方面军36师师长、第12军军长，就是长征懋功会师后，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担任参谋长。
他参加过南昌起义，部队南下被打散后就留在广东工作数年，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。因为他是有文化、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大学生，毛主席对他很是欣赏，点名调他到身边担任秘书长。
后来李井泉担任过红35师政委、独立第三师政委等职，懋功会师后编入以红四方面军为首的右路军中，被迫南下川康。
待南下受挫，部队只能西进甘孜，在此等来了红二方面军，李井泉随即转任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4师政委，北上追随中央。
抗战爆发后，李井泉先是担任副旅长，恢复政委制度不久又改任政委，往后的战争生涯他是长期配合贺老总工作的功臣。
他参加过秋收起义，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军长，懋功会师后被编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，改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。
甘孜会师后，陈伯钧再调为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，这个职务在改编后成为359旅旅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
毛主席曾说过，选拔和使用干部方面“要搞五湖四海”，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就非常符合这一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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